《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与曾侯乙编钟簨虡

发表时间:2016/4/6  来源:湖北省古玩藏品研究会学刊  作者:萧非  浏览次数:1822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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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内容摘要:通过解读《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,深入了解西周簨虡制作工艺,将之与已发掘的簨虡对比,了解彼此间的优劣,从而分析出目前巳出土发掘的簨虡,与《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所工艺规范有何差距。

    关键词:考工记  梓人  簨虡  编钟

    钟磬乐悬制度是西周礼乐制度核心内容之一,是一套十分严密的封诸侯、建国家的等级制度。各级侯王贵族在分配使用,列鼎乐悬、乐曲乐队、场合规格有严格规定,其目的是加强中央与地方、王侯与臣民的关系,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。
    编钟为众乐之首,簨虡为悬挂编钟的支架。西周时期的簨虡至今尚未发掘,迄今发掘的绝大部份是春秋战国时期遗物 (1) ,固始侯古堆M1、信阳长台关M1、涪陵小田溪M1、晋宁石寨山M6、淅川下寺M2、信阳长台关M2、江陵天星观M1、随县曾侯乙墓、江天星观M1等十二例簨虡几乎是战国时期的,只有少数是春秋和汉代的。(1)从这些考古发现来看,编钟簨虡主要有两种排列形式:一字形和曲尺形。但是,这些簨虡都没有达到《周礼。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中有关簨虡装饰造型的规范。
    以下通过解读《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,深入了解西周簨虡制作工艺,将之与已发掘的簨虡对比,了解彼此间的优劣,从而分析出目前巳出土发掘的簨虡,与《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所工艺规范有何差距。
    根据《考工记》中对簨虡工艺规范记述,与迄今巳出土发掘的簨虡进行对比,可以发现十二例已发掘的簨虡制作工艺,与《考工记》中对簨虡工艺规范,相差甚远。
尽管《周礼。考工记》的成书年代至今尚无定论,但这部著作记录先秦关于手工业各种工种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,大量保留先秦手工业技艺和美术资料。同时反映当时的思想观念。在《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篇中,对制作簨虡工艺要求很高,很详细,很形象。反映了周朝统治者对制作簨虡工艺要求之严格。
    《周礼。考工记。梓人为簨虡》
    〈原文〉梓人为簨虡。
    〈译意)“梓人”是专门制作簨虡木工巧匠。悬挂钟磬支架的横梁叫“簨”,顶托横梁的直立柱叫“虡”。《说文》对“虡”字的解释是:“虡,钟鼓之柎也,饰为猛兽......” 。
    〈原文〉天下之大兽五:“脂者”、“膏者”、“赢者”、“羽者”、“鳞者”。
    〈译意)世上大禽兽可分为五类:
    1.“脂者”——牛、羊,脂肪坚实的动物;
    2.“膏者”——家猪,膏脂肥胖的动物;
    3.“赢者”——虎、螭、天禄、辟邪等,猛兽;
    4.“羽者”——凤鸟,有翼羽的动物;
    5.“鳞者”——龙蛇,身体带鳞的动物 。
    〈原文〉宗庙之事,脂者、膏者 以为牲;赢者 、羽者 、鳞者 以为簨虡。
    〈译意)在宗庙祭祀时,用牛羊、家猪作牺牲;用虎、螭、凤、鸟、龙、蛇等动物形象,做簨虡上的装饰题材。
    〈原文〉外骨、内骨,却行、纡行、以脰鸣者、以注鸣者、以旁鸣者、以翼鸣者、以股鸣者、以胸鸣者,谓之小虫之属,以为雕琢。
    〈译意)外骨——龟类;内骨——鳖类;却行、纡行——蚯蚓爬虫类;颈鸣、旁鸣、翼鸣、股鸣、胸鸣——不同形态、不同鸣叫方式的小型动物,如蛙、鱼、蛇、蜥、蝉、蚯蚓等等,都是“小虫之属”, 只作玉器上雕琢,不能做为簨虡上的装饰题材。
    〈原文〉厚唇弇口,出目短耳,大胸燿后,大体短脰,若是者谓之臝属。恒有力而不能走,其声大而宏。有力而不能走,则于任重宜;大声而宏。
    〈译意〉厚唇掩口,凸目短耳,胸宽丰臀,体壮颈部粗短,这就是“赢属”的形象。它们雄壮不善奔走却能负重,咆哮声音宏亮而不失威仪。
    〈原文〉有力而不能走,则于任重宜,大声而宏 ,则于钟宜,若是者以为钟虡,是故击其所悬而由其虡鸣。
    〈译意〉雄壮威猛而声音宏亮的形象特点,宜作钟虡的装饰,当击钟奏乐时,它们形象便使人产生联想作用,好像也在一起齐声共鸣。
    〈原文〉锐喙,决吻,数目,顅脰,小体,骞腹,若是者谓之羽属。恒无力而轻,其声清阳而远闻。
    〈译意〉尖喙长嘴,细目长颈,身小腹曲是凤鸟的特征。它们轻盈柔软鸣叫声清扬嘹亮,远处都能听闻。
    〈原文〉无力而轻,则于任轻宜;其声清阳而远闻,则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虡,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。
    〈译意〉身小轻盈柔软而鸣声清扬嘹亮远闻的凤鸟,宜用作磬虡的装饰。其形象在击奏乐时,便使人产生联想,好像它们也和钟磬一起张口共鸣。
    〈原文〉小首而长,抟身而鸿,若是者谓之鳞属,以为笋。
    〈译意〉头小而身体修长圆浑,是鳞属的特征,适于用作钟虡的横梁。
    〈原文〉凡攫閷援筶之类,必深其爪,出其目,作其鳞之而。
    〈译意〉在处理猛兽猛禽动物造型时,如龙蛇鹰鸟之类凶恶鸷野的动物,要强调足爪蜷曲要深刻有力,眼睛怒目要凸出有神,鳞甲翘起要清晰生动。
    〈原文〉深其爪,出其目,作其鳞之而,则于眡必拨尔而怒。苟拨尔而怒,则于任重宜,且其匪色必似鸣矣。
    〈译意〉足爪蜷曲,眼睁凸出,鳞甲翘起,搏斗前蓄势待发的狰狞形象。这动物形象给人一种在负重的同时,又能轻易奋鸣的感觉。
    〈原文〉爪不深,目不出,鳞之而不作,则必穨尔如委矣,苟穨尔如委,则加任焉,则必如将废措,其匪色必似不鸣矣。
    〈译文〉假如爪不蜷曲,眼不凸出,鳞甲不翘起,其形象必萎靡不振,无法使人产生强壮有力和鸣声嘹亮的联想。
    考古发掘所见簨虡,以湖北随县发现战国初年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簨虡最为完备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簨虡是由铜人立柱和曲尺型木质横梁,五十一个构件组成。钟簨木质横梁,梁身涂绘朱漆花纹,末端套上铜套;钟虡是头和双手顶托钟架的佩剑武士铜人。
    《考工记》中描绘钟簨装饰题材是要用尖喙宽嘴,细目长颈,身小腹曲,轻盈柔软,清扬嘹亮声音的‘羽者’(凤鸟类) ,和足爪卷曲、眼睁凸出、鳞翼翘起、凶恶鸷野的‘鳞者’(龙蛇类) 做为横梁的装饰 (见1图) (2) 。而所见曾侯乙编钟钟簨均髹黑漆为地,以朱漆绘涂花纹,横梁端镶青铜套,青铜套浮雕龙纹、鸟纹和花瓣。装饰显得过于简单(见2、3图)(3)。
    钟虡装饰题材在《考工记》是要用厚唇掩口、凸目短耳、胸宽丰臀、体壮颈短、威猛有力而不善于奔跑的“赢者”(螭虎、辟邪纇神兽),它们强健雄壮能任重(见4图) (4)。这与曾侯乙编钟钟虡的铜人武士形象相比,铜人身形显得瘦弱无力了,显得无精打彩了。这些武士无法刻画出“深其爪,出其目,作其鳞之而,拨尔而怒” 的气势,没有王者之威仪(见5图) (5)。
    以上对比可见,曾侯乙编钟簨虡没有按照《考工记》簨虡装饰规范和要求进行制作。
    在“礼崩乐坏” 的春秋战国时期,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。列国竞相僭越礼制,有大夫季子平私用天子礼乐“八佾舞于庭”。在这时代背景,曾侯乙制作的编钟僭越了“周礼”,除了奏礼乐时“王宫悬”(曾侯乙出土两面编钟、一面磬、一面鼓,是王宫悬乐器规格——四面悬挂) , 乐悬编钟数量多达64枚。以此同时,理应僭越簨虡的制作,将其更加宏伟、更有气势才是,这样才能和僭越了‘周礼’ 的64枚编钟相匹配。
    为何在曾侯乙编钟簨虡制作上,没有“赢者”、“羽者”、“鳞者”为主题的装饰存在?更不用提“深其爪,出其目,作其鳞之而,则于眡必拨尔而怒”细部的刻画。而战国时期玉器、青铜器、木器漆器工艺制作非常精美生动,工艺水平已达到了顶峰,为什么制作簨虡的装饰、形制却很简单?以随国一国之力,招募天下英才,收集天下制作簨虡的方法,所耗费人力物力再大,再复杂,再奢华、再繁难的制作工艺,应该不是一件难事。再者,他与楚王相处甚佳,甚得楚王之好感,如楚王拥有制作簨虡的信息,从楚王取得也是不难的。
    可以推测和解释的是,周朝统治者在垂死挣扎过程中,这套完备而定型的礼乐制度(包括制作乐器的标准),仍然牢牢掌握制作,而楚王与各诸侯都无从获取。
在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楚王问鼎可见一斑:
    (楚庄王)遂至洛,观兵于周郊。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。楚王问鼎小大轻重,对曰:“在德不再鼎。”庄王曰:“子无九鼎,楚国折钩之喙,足以为九鼎。”
以楚庄王之国力,制作九鼎是轻而易举的事,但不知这九鼎尺寸、大小、轻重,而不耻下问来使……。却问不出所以然,反得一番教训。雄霸如楚庄王,都无法得知鼎尺寸轻重,更无法获得制作钟虡规范。
    在这情势下,曾侯乙同样也无法得知周礼制作钟虡的规范与装饰要求,也只好尽其所知所能而为,其制作编钟数量架势之庞大,与簨虡制作装饰过于简易而不匹配,成了自然不过的事。
    《庄子》说:“梓庆削木为鐻(虡) ,见者犹鬼神”。梓庆制作的木虡非常精美传神,足以惊鬼神,动天地之效,证明当时制作虡的规范巳做到很高工艺要求。梓庆制作出来的木虡,不单把装饰主题做得栩栩如生,还将主题提升更加精致、更加高超、更妙巧妙的境界,达到神化。由此可见,《周礼。考工记》簨虡制作规范和装饰要求是真实的。只要得到这制作规范,将簨虡装饰以深其爪,出其目,拨尔而怒的狰狞形象做为主题,是符合当时形象崇拜和图腾需求。
    曾侯乙编钟除了数量之庞大,气势之雄伟外,簨虡的装饰却是平白直铺、软弱无力的表述,令人失望。至今尚未看到‘见者犹鬼神’的钟虡,对今人而言,不能说不是一件遗撼的事。但相信在不久将来,按照《考工记》规范和要求的编钟簨虡会面世。
    
    (1)《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第六节---簨虡,文物出版社出版 李纯一着
    (2)(4)作者自行绘制
    (3)(5) 摘自《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图案选》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,湖北博物馆、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编。
    参考资料: 
    《曾侯乙编钟研究》湖北博物馆、美国圣迭各加州大学、湖北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,199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    《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》刘敦愿着,200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。
    《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李纯一着,199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。
    《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图案选》湖北博物馆、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编,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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